偏僻侗乡问候语：“你家乡是贵处？” 2017年6月11日
长安营村的东门桥。早年，这里叫怀德门，一座小木桥横跨小河，这条小河是平等河的上游，流向广西，属珠江水系。
长安营村南边残余的一段城墙，早年这里叫雄粤门。城墙环村而筑，如今仅剩南北两段。
长安营乡大寨村建于乾隆年间的回龙桥。
长安营村原游击署旧址。乾隆八年，清政府在此筑长安城，随之而建的有游击署、守备署等十余所军政机构。
长安营村老人胡开良，熟谙村中历史掌故。
在邵阳市城步县城儒林镇呆了一两天后，再到离此七十余公里之外的长安营乡，突然觉得自己耳旁声语变得清晰明澈起来，完全脱离了之前的懵懵懂懂，连猜带蒙的状态。在县城，一句“弃加里洒”（去那里玩），能让我思忖半天；面对“制得噶”（做什么），也茫然不知所问。但是这些话语，放在长安营，就像是稍微转换了一下音调的普通话，我爱范文，不需当地人翻译，就能听懂。两地语言差异之大，由此可见。
撰文/本报记者王砚
城步话说“制得噶”，长安营说“做什么”
6月1日，城步县城下了一场倾盆大雨。大雨来临之前，我在县城第三中学一间闷热昏暗的会议室里，和十六岁的初三女生杨兰芳聊天。窗外，巫水河上卷起阵阵狂风。
杨兰芳是全班唯一来自长安营乡的人，可以在县城儒林话和家乡话的双语系统中，自如切换。
“城步话‘制得噶’，也常常说‘做么噶’。”小姑娘扬起圆圆的脸蛋，认真地说。
“那你们家乡话是怎么说的呢？”我问。“就说‘做什么’。”她回答。
“不不不”，我一边记，一边说：“你别讲普通话，用家乡话讲嘛。”
“我们那就是这么说的啊。”她不解地瞪着我。
“啊？”我愣了一会，仔细又听她说了一遍，除了shenme变成了senme，其它真与普通话没有区别。
我问她能不能唱诵一两首当地童谣，希望从流传甚久的歌谣中找到更多带有鲜明特征的长安营词汇。她咬着嘴唇想了半天，苦恼地摇了摇了头：“我不记得了，爸妈没怎么教过我。”她顿了顿，见我有些失望，又说：“但我们村里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。”
下午，雨略住了些，我们往南山上行，去长安营乡。山中空气极其清新宜人，初夏的山水都呈现出透明的各种绿。
一个多小时后，方才来到长安营乡大寨村。小村清秀而古老，贯穿村庄的河流上横跨着一座乾隆年间所建的风雨桥，名叫回龙桥。一株一千多年的大杉树屹立村口，目测二人合围无法抱拢，只能遥遥注目，投以无上尊敬。沿着树旁的小路往山上走，近山顶时，就到了阳忠政老人的家。
与老人寒暄，他递上一杯淡粉色三叶海棠茶，客气地问：“你家乡是贵处？”
我一时惊住，没料想这样偏僻的侗乡，竟然还有如此文气的问候语。一打听，大寨和其上的长安营村，都这样说。继续交谈，发现这里的日常用语中，真夹杂了不少“外来词”，比如，他们形容一个人做事不认真，也用“马虎”一词。马虎，是“马马虎虎”的简化，追根溯源，就是北方方言，来自满语lalahuhu。
“咱村有一个满族人，姓关，就住在山脚下。”老人冷不丁说，又补充道：“他能说一口地道的长安话，和咱们大寨话有一点不同。”
城步长安营最后一任游击的后裔
好容易吃完晚饭，天色已然暗了下来。刚一下山，我就对阳老的儿子阳开芳说：“走，咱们去找找那位姓关的老人家。”
老人没在家，邻居说是到前头的一户人家看电视去了。沿着大路走了二三百米，果然见到路旁有户人家透出一点微光，几个老人正围坐一处。阳开芳叫出靠门的一位，又搬来几把椅子，我们坐在走廊上聊了起来。廊前没有灯，我们只能借着电视机屏幕的光，彼此打量。老人个头不高，一张方脸，眉目疏朗。他用长安话问我：“你吃饭了没有啊？”这与大寨话区别很大，大寨人这样问：“你呷饭噶冇？”我忙点点头。
73岁的老人很健谈，口齿清晰，思维亦敏捷，讲起身世，却屡屡叹息不止。“我家的家谱早就没了。很多事都是我爸爸讲给我听的。我爷爷叫关常兴，从北京来，还带了三千兵，在这长安营上做官，管六个县咧……”
原来，他是城步长安营最后一任游击关常兴的后裔。
城步苗族自治县在清乾隆以前是没有满族的，乾隆五年，在城步设立宝庆（今邵阳）理瑶同知府后，渐渐派来了一些满族流官。宝庆理瑶同知府是清政府为了治理城步、绥宁和广西极少部分少数民族地区，专门设置的特别行政机构，置长安营，历时170余年。镶黄旗关常兴是宣统二年到长安营任游击，并在城步落籍后，城步方有世居满族。而关姓，原本为满族姓氏瓜尔佳，清亡后才改为汉姓。
史料中所记载的关常兴，于同治末年中探花，授御前侍卫，后调往湖北宜昌当参将。其时湖北匪患猖獗，他凭文治武功谋得了一方安宁，当地老百姓感激之下居然为他修了一座生祠，还送了他一把“万民伞”，这把伞一直随他带到了长安营。可是，湖北守备和他的幕僚之间有纠纷，牵扯到了他，他先是被停职，后来又被派遣至湖南宜章，再至城步任游击。
在清代，游击的官阶并不低，属武职外官，从三品，比知府还要高一等级。在长安营任职一年后，宣统皇帝终于原宥了关常兴，令他升任靖州协台。但此时辛亥革命爆发，龙椅坍塌，时局动荡，关常兴无法到任就职。1912年2月12日，溥仪下诏退位，清亡。1914年，长安营裁撤，关家改汉姓，全家迁至城步县城定居。关常兴有五个儿子，都随父亲辗转边地。大儿子不久即返回了北京，剩余四个兄弟都居城步，现在城步县的满族人，基本都是关家后裔。
爷爷的功绩和过失，关荣伟所知不详。家谱缺失、亲人离散，加之历史种种原因，湮没了往事。他只模糊记得小时一直称爸爸关宝坤为“阿玛”，称母亲为“讷讷”（皆为满族称呼）。家里规矩也多，每人过生日，大家都要一起拜寿，十分热闹。
长安营话：军事移民形成的方言岛
第二天，开车上到海拔1500米的长安营村，古老的小村坐落在山峪中，地势高险。头顶云天高远，视线亦十分开阔。村里很干净，到处张贴着告示，严禁乱挖竹笋，乱采三叶海棠——这是当地制作虫茶的原料。
在村部，游击署的旧址静立一侧，木结构的平房，保存尚完好。但围绕长安营的城墙却没有这么幸运，南边所剩的一段，大石所垒，被青苔、野蔷薇掩盖，墙根下，不知谁家开辟了几畦青绿菜地。这里从前还有一座城门，叫雄粤门。北边城墙亦有残余。从城墙的坚固程度不难看出驻防工程的浩大与精细，当然，亦有清廷的处心积虑。
长安营至老寨、岩寨、大寨、长坪一带，深处湘、桂之交，如果由此出击，湘桂黔三省都会受到牵动。所以明清时代，这里先后出现各族首领聚众起义，且屡屡踞险大败官军。乾隆五年，苗民粟贤宇、杨清保再次打起杨天保的旗号安营扎寨，与清廷抗衡。乾隆下决心剿灭，调集了湘桂川黔四省兵力七万余人围剿，一时山间血雨腥风。在这最后一次苗民与官军的战役中，长安营兴建起来，屯兵驻防。第二年，清廷又将宝庆理瑶同知府移驻在此，常年重兵把守。乾隆八年，又开始修筑长安城，此后渐成规模。
年轻的村主任陆羚宏将我带到村东的一座小石桥处，指着桥说：“这是东门桥，原来也有一座城门，叫怀德门。”村中80岁的老者胡开良熟谙本村掌故，告诉我，西门叫威定门，北门叫藩楚楼，城周三余里，还有主街八条，另还设了三堡五寨，都是长安营的外围机构。“你从村小学走到我家，那条宽一点的水泥路，就是当年最热闹的‘满族街’，全是住的满族官兵。”胡老说。
在胡老的家中，我看到了他收藏的一本《长安营童谣集》，其中一首《liào（甩）手手》，传唱悠久，县城中亦有儿童会唱，胡老用长安话念了起来：“liào（甩）手手，街街走，捡钱钱，打酒酒。”这liào字，不就是“撂挑子”的撂字吗？本义为“撇开，放下，丢开”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中常常用到这个字，比如：难道我上学去，撂得你们冷清了不成？
种种迹象都表明，长安营在由清政府直接辖治的170年余间，北方文化和语言的确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，但长安话真的就属于北方话吗？
据1931年《湖南各县调查笔记》载：……城步语言有通用土话、著语、客语三种……客语有二种，一新化语，通行于蓬洞乡；二长安营语，通行于横岭乡（今长安营乡和岩寨乡）。长安民多由各省各县移入，因该地旧为营地，所有巡检、游击、千总、把总、弁兵等，均为外地人，而籍其地者，故成一种会合。语颇清秀，为城步冠。
方言学专家鲍厚星教授曾经专程来到长安营调查记录当地方言，通过考察声母、韵母、调类、调值等语音指标，认定长安营话为西南官话的一种，属西南官话岑江片，这一小片涵盖了贵州省东南部镇远-岑巩-黎平-锦屏-台江12县，以及湖南省靖州-通道。而城步长安营因为历史上的军事移民缘故，被派遣至此的军人及家眷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孤岛型的小社会，与周围的其它方言（苗语、侗语、乡话及县城交际通用语等）隔绝开来，便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特、清秀的语言。
在湖南，类似长安营村这样，因历史移民而产生变化的地方还有不少。天南地北的人们将各地的风俗承继又糅合，语言亦不例外，种种流变之后，最终形成了更富有凝聚力的特色方言。
地理知乎
方言岛 历史上操相同或相近方言的一部分人迁入操另一种方言的人的地盘，他们所带来的方言在本地方言的包围下，就如大海上的岛屿，即是通常所说的“方言岛”。现存的汉语方言岛大多是在明清时期形成的。方言岛表现出方言的复杂性，其形成一般有军事移民、政治移民、经济移民等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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